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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一七章 眼底光辉 掌中烛火(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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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毅看来,儒家,包括其他的一切学说,研究的都是人在这个社会上该如何自处,如何与人相处的问题,人该如何抑制和引导私欲,以怎样的一种形式构成国家,能令这个国家最为辉煌,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相对最好。这是所有哲学体系的根本,从几千年前到后世,从来就不曾改变。
那么,儒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。如果从头看到尾,创立它的孔子,并非是后世的那个道德宗师,他其实是很讲究务实的,在一方面,他以道德的追求为最高标准,另一方面,他其实是以社会现实为考量,教人做事。从子贡赎人的故事,到以直报怨的劝诫,再到“乡愿德之贼也”之类的论点,相对于后世儒家发展到“礼在理先”、再到更后世一味地教人谦和、退后却从不明白地厘定个人权利“讲礼不讲理”的纯乡愿社会,儒家的起点,其实是“先讲理,后讲礼”的。
孔子之后,儒家发展一千多年,到了另一段历史中的宋朝,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,利益开始更大程度地引导人们的欲望,商业发展,阶级开始变得混乱时,社会需要一套更加明确的规范,甚至于需要一套更加精细的枷锁,去告诉别人,你应该做什么,不应该做什么,你的位置在哪里,你能追求的东西在哪里。在当时,这样子来确立一个国家,本身确实是最合理的。
理学,其哲学中心便是理、天理,一亿个人组成一个国家,以怎样的方式,这个国家最和谐稳定,这是就天理,而即便在后世,人们也知道大我与小我的分歧,个人与国家的分歧,要从小我至大我,个人肆无忌惮的欲望,就必须被压制和引导。
人的本身,乏善可陈,他也是可能性无限的动物。但仅以社会构成而论,最坚固的社会是什么呢?印度的种姓制度有着最为严格的阶级,但是数千年来,他们国家连一个说得出的起义都没有,何其牢固。儒家在厘定规矩的同时,实际上保留了人们往上走的路,它希望一部分人能够脱颖而出,甚至希望在“某一天”,天下大同、人人如龙。也是因此,中国在那几千年间,创立了最为辉煌的文明,而不像印度那般安静死寂。
而对于大儒来说,创立一个学问,有他们本身高深的内涵在内,求的是知己。那时候讲学问,有个愿打愿挨的准则,你愿意学,我才告诉你,你不懂,那多半是你愚钝。朱熹的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是一种圣贤追求的最高状态,所谓人欲,并非欲望,而是私欲。他们探讨的是一个国家怎样能够达到最理想的状态,其中当然也有种种苛刻之处。但作为普通民众或是平头百姓,未必能够明白“为什么”,那好,我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。
到最后,框框条条剩下了,道理上理解的人,却并不多。
民可使知之,不可,使由之:你能理解的,我告诉你道理,你理解不了,那我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。
理学的条条框框,从来就不是一种人性或学术上的退后,在学术上,它是一次飞跃性的进步。条条框框越多,它确实让人们失去了某些血性,可草原上的汉子茹毛饮血,最有血性,谁愿意去当呢?自理学之后,儒家真正找到了一条贯穿始终的灵魂和基因密码,以至于此后数朝,朝代更迭,儒学却始终不灭,因为不用儒家,就没法治国。
及至王阳明的心学,其核心是“知行合一”,这同样是作为圣人的最高追求,是对于善、正心诚意这些概念的最高追求,但相对来说,用作治国,他没有“存天理灭人欲”来得有意义,这只是个人追求的最高境界。只能算是纯学术发展。当然,在后世它甚至被曲解成“我们要如实面对自己的私欲”“杀伐果断直面本心”,则是最为滑稽的一件事了。
王阳明之后,最后的一个大儒是曾国藩,他的学说重修身待人,由于当时的世界环境,也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。只是一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久便至,儒学被推倒在泥坑之中,他的学说,则只影响了包括毛公、蒋公在内的一大批上层领导人。而所谓圣人、君子到底有多高呢,从曾国藩的一件事里就可以看出:他曾经效仿曾参,日三省吾身——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不习乎?如此每天坚持,持续了一个月,最终导致耳鸣、眼蒙,在自我反省中吐血晕倒,因为思虑过甚。而这种严格三省吾身的准则,也是到他老年才能够达到。
及至工业革命开始,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。究其根由,在于科技的发展使得一个人可以使出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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